发生在苏轼43岁时的「乌台诗案」，是影响他一生非常重要的一场事件，高中课本作者或介绍苏轼生平传记的文字，必定会介绍到这段历史，苏轼从这场几罹于死的大案中死里逃生，贬谪黄州担任团练副史，人生体悟及作品风格都有了新转折，里面牵涉的文人包括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、司马光、黄庭坚等，也是中国文学史学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为了便于同学了解乌台诗案的经过，编者参考维基百科及网路上相关资料，重新将这个历史事件重新改写，提供同学们参考。
北宋最大规模的文字狱──乌台诗案
什么是乌台？所谓「乌台」（「乌台」），官署名，即「御史台」，其官员为御史大夫、御史中丞、佥都御史、监察御史（巡按），负责纠察、弹劾官员、肃正纲纪，因汉代御史府内遍植柏树，故又称「柏台」，而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，故称「乌台」。御史台是中国古代一种官署名，始于秦朝，位列三公之一。秦汉以御史负责监察事务。御史所居官署称「兰台」。历代沿置，是中央行政监察司法机关，负责纠察弹劾百官。唐朝贞观之前，御史台仅仅风闻奏事，没有司法权力。之后凡遇重大案件，御史台、刑部、大理寺组成三法司联合审理，大理寺负责审讯人犯、拟定判词，刑部负责覆核，同时报御史台监审。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主官，御史中丞副之。历代基本上沿用此制度而略作调整。明代废御史台，改设都察院，清朝沿之。今日五权宪政之监察院，即为古时御史制度的遗留。
乌台诗案
乌台（台）诗案，发生于宋神宗元丰二年（公元年）（编按：按理宋神宗在位时，不可能有「神宗」庙号，其生前仅有年号，神宗一词应出现于其死后，但为便于说明，保留神宗一词），为苏轼政治生涯的一次重大转折，因苏轼为四川眉山人，故又称其为「眉山诗案」，乌台诗案实为见诸北宋历史记载的一次大规模文字狱。乌台诗案发生时，苏轼年43岁，这个案件最先是在御史台（乌台）受审，而称之为「诗案」则主要是因苏轼写诗而得祸，实际上除了诗歌之外，此案也涉及苏轼写的文章、与友人相互的书信。
背景起因
北宋因政治腐败、因循守旧，到了北宋中叶已出现国家财政危机和国防危机。早在宋神宗的祖父宋仁宗时，朝廷已有范仲淹推动的庆历新政，但最后仍无疾而终。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，在神宗支持下，王安石发动为求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，规模比庆历新政，史称「熙宁变法」，因前期主要推动者为王安石，故又称「王安石变法」。
当时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「元丰党人」（编按：元丰为宋神宗年号），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「元佑党人」（编按：元佑为神宗之子宋哲宗年号）。神宗变法时旧党被废，苏轼乌台诗案即发生于此时。神宗死后，哲宗嗣位，高太皇太后主政，新法尽废，王安石被罢，退居金陵，太皇太后死后，哲宗亲政，随即再度废除旧法，恢复神宗新法，王安石已不再掌握朝政，但从此宋朝新旧党争的泥沼，不能自拔。
苏轼初登仕途，便面临王安石变法，他早在科举应制时，就已经在策文中表露过变法图强的思想，但是他的变法策略与王安石大相径庭（编按：苏轼与王安石两人都心怀天下苍生，但王安石主张快刀斩乱麻，苏轼主张渐进改良
）。在耳闻目睹变法产生的弊端之后，他二次上书神宗，表达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意见，王安石也屡次在神宗面前排挤苏轼，打压苏轼的仕途。苏轼觉得已经在朝廷无法立足，于是申请外任，改任杭州通判。在通判与之后的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知州任上，他目睹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，他心中充斥着对变法派新进们轻率的不满，便将这些不满行诸笔端。苏轼又多次上书皇帝，陈说利害，但未蒙采纳，任职地方以来的讽喻诗，又是泥牛入海，苏轼最终在〈湖州谢上表〉中，公开明确表达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，表达对新法「生事」的不满，而这次上书，也成为了「乌台诗案」的直接导火线。
经过始末
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剌新法举报给朝廷的，是他的朋友沈括（编按：《梦溪笔谈》作者）。熙宁六年（），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，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，看到苏轼的诗稿，认为涉嫌诽谤朝政，便上呈神宗，但沈括的意见当时并未特别受重视。到了神宗元丰二年（），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，于四月二十日到任，苏轼向皇帝进〈湖州谢上表〉，本来这只是例行公事，说明自己已到湖州上任，感谢皇上对自己的信任，自己必定会兢兢业业、努力工作之类的话，没想到结尾的时候没忍住，发了几句牢骚，表达自己对朝廷推行新法的不满。这一发牢骚不要紧，没成想竟惹出大祸来。
〈湖州谢上表〉文中称：「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」（句中「其」为自称，他以自己同「新进」相对，说自己不「生事」，就是暗示「新进」人物「生事」。译文：我知道我无能不合时宜，无法交陪朝廷的新贵；我知道我已老到不能做些变法之事，或许只能做些照顾百姓的事而已。）李定等人以为「生事」是针对熙宁变法，「新进」则针对因变法而被擢用的官员，御史台官员搬出苏轼以前所写「托事以讽」的诗文，群起攻击陷害。
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，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，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，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。御史台里的「新进」们，摘引「新进」、「生事」等语上奏，给苏轼扣上「愚弄朝廷，妄自尊大」的帽子，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，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。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，文章诗句经过断章取义后，小人用这些曲解后的文字作为理由，借新法谋私利，作为打击异己的一个工具。王安石变法期间，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，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，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「生事」二字，于是「生事」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；「新进」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，他曾在〈上神宗皇帝〉书里说王安石「招来新进勇锐之人，以图一切速成之效」，结果是「近来朴拙之人愈少，而巧进之士益多」。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「巧进之士」吕惠卿，把王安石出卖，使其罢相。朝廷的公报固定按期出刊，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，苏轼〈湖州谢上表〉的文字照例引人注意。这次谢恩上表，文中用语暗藏讥刺，使那些「新进」成了文人心目中的笑柄，他们恼羞成怒之下，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。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中丞李定（编按：王安石学生）、何正臣、舒亶（音ㄉㄢˇ）、李宜之等四人联名上表向皇帝递状弹劾，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，诬加重罪，欲置其于死地。
李定曾因不服母丧，受苏轼讥讽「不孝」。李定借机报复前隙，说苏轼「讪上」，指责苏轼有四大可废之罪，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，他说：「苏轼初无学术，滥得时名，偶中异科，遂叨儒馆。」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，在心中不满之下，乃讥讪权要。再次，皇帝对他宽容已久，冀其改过自新，但是苏轼拒不从命。最后的理由是，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，但对全国影响甚大。
监察御史舒亶，经过数月潜心钻研，也找了几首苏轼的诗，上奏弹劾咬定苏轼「大不恭」，指其心怀不轨，讥讽神宗推行的青苗法、助役法、明法科、兴水利、盐禁等政策。何正臣指其「愚弄朝廷，妄自尊大」，又以苏轼动辄归咎新法，要求朝廷明正刑赏。他们指苏轼在〈次韵答章傅道见赠〉诗中的两个用典，即「梁窦专朝」与「燕蝠争晨昏」。「梁窦之比」就苏轼解释，仅仅是讽刺当今权臣当道以而自己性格顽劣，不能比得上马融、班固，但是御史们认为这暗讽当今圣上不明，对神宗皇帝大不敬。「燕蝠争晨昏」则是当时苏轼的一位好友苏舜举用，来讽刺转运副使王庭老的一则故事，苏轼当时以之和诗相赠，被认为是指桑骂槐，暗喻圣上不理朝政，权臣摄事。
御史从大量诗文中搜集的证据越来越多，断章取义下，认定有很多诗文都是在讥讽朝廷，加上苏轼的影响力很大，这样造成的影响对新法难以预估。宋神宗闻讯异常愤怒，批示立刻拘捕苏轼。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，但神宗皇帝并不愿立刻杀他，只同意先拘捕他，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。
七月二十八日，太常博士皇甫遵携吏卒急驰湖州，前往逮捕苏轼。
此时苏轼的友人驸马王诜听到这个消息，赶紧派人给苏辙送信，苏辙得知立刻派人去转告苏轼，此时皇甫遵也同时出发，但苏辙的人先到，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，由通判代行太守之职。
皇甫遵抵达湖州时，苏轼不敢出来，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，最好还是依礼迎接，且应以正式官服出现，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，亲见皇甫遵。
苏轼首先说话：「臣知多方开罪朝廷，必属死罪无疑。死不足惜，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。」
皇甫遵淡然道：「此事并不如此严重。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，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，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，要苏轼立即启程。苏轼归返家中见全家大哭。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来安慰他们：「宋真宗时代，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。有人推荐杨朴出来。杨朴实在不愿意，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，晋见皇帝。皇帝问道：『我听说你会作诗？』杨朴答道：『臣不会。』他想掩藏自己的才学，不愿作官。皇帝又问：『朋友们送你时，赠给你几首诗没有？』杨朴回答道：『没有，只有拙荆作了一首。』皇帝又问：『是什么诗，可以告诉我吗？』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妻子做的诗念出来：『更休落魄贪酒杯，且莫猖狂爱咏诗。今日捉将官里去，这回断送老头皮。』」家人听了故事，心里才稍感安慰。
湖州太守官衙里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，个个躲躲藏藏，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。但湖州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，老百姓都泪如雨下。
苏轼被捕后押赴京城，
「拉一太守如缚犬鸡」
，狼狈可想而知。他自料此行必死，身上也暗藏金丹意图自尽，
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，都想跳水自杀，
几经挣扎，二度企图自杀终未成功。
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，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许多故人朋友，给弟弟招来麻烦，只能暂时打消此念。他写信给苏辙预先交代自己身后之事，苏轼之弟苏辙先托人协助安置苏轼家属，长子苏迈则随途照顾。押解途上，苏轼与苏迈约定，如有凶多吉少，则于餐饭中送鱼至牢狱，以为暗号。
而家人受到苏轼被押的惊吓，连夜烧掉他大多数与友人的通信手稿，以免留下祸患。果不其然，当家人来到安徽，御史台已经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，翻找苏轼的诗、书信和文件，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。
八月十八日，苏轼下御史台监狱。二十日，被正式提讯审问，由御史中臣李定会合谏官张操等人轮番审讯，逼迫苏轼对语涉讥讽的诗文作出交代。
苏轼先报上年龄，世系，籍贯，科举考中的年月，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。他说，自为官始，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。依次是任凤祥通判时，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，被罚红铜八斤。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，因小吏挪用公款，他未报呈，也被罚红铜八斤。此外，别无不良记录，审案御史无法找到理由将他定罪。经过不断提讯，苏轼承认，他游杭州所作的〈山村五绝〉里讽刺新法中的「青苗法」，也有的是讽刺盐法。除此之外，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。到二十二日，御史台审问他各诗作品字句的用意，这些羁押审判的日子，苏轼陆续承认自己诗中对朝廷推行新法的讥讽。到九月份，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。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，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，其中官位最高的是保守派为首司马光也在其中。王安石罢相的次年，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〈独乐园〉诗，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。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，苏轼供认不讳。御史台依平日书信诗文往来，后续又牵连出一大批当朝官员七十余人。虽然「罪名成立」，但当时新法已废，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，于是御史台又搜找其他罗织入罪的理由。找了痛斥「新进」的〈和韵答黄庭坚二首〉，抨击「生事」的〈汤村开运河，雨中督役〉诗。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，后者寄赠好友王诜。长于诗画的文人王巩，娶老臣张方平之女为妻，与苏轼意气相投，两人私交甚好，根据王巩《甲申杂记》记载，带头诬陷、调查、审问苏东坡的李定，整日得意洋洋，有次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，他向百官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，他说：「苏东坡真是个奇才，一二十年前的诗文，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！」他本以为，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大案，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，但奇怪的是，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题之后，当场没有一个人搭腔，没有一个人提问，崇政殿外一片静默。李定有点慌神，于是故意作感慨状，叹息了几声，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。这些赠与黄庭坚、王诜等人的诗文，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，舒亶等人趁机落井下石，怂恿副相王珪检举苏轼的诗。
宰相王珪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，他凭着资格和地位，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，常常自我感觉良好。如今一个后起之秀苏轼名震文坛，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打压。有次他对皇帝说：「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。」皇帝问：「何以见得？」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「蛰龙」二字为证，皇帝不解，说：「诗人写桧树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」他说：「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？」皇帝倒是头脑清醒，反驳道：「未必，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！」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、掩饰邪恶，却欺骗不了历史。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王珪年龄较高，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。这些对苏轼的指控，有的十分牵强，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承不讳，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。这些充满不同解读可能的冷嘲暗讽，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的众多小人，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，所以苏轼在狱中日子不会太好过。
苏轼对于自己被关进牢房莫名其妙，他平时豪爽不羁，文章传诵天下，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对朝廷不敬的意思，苏轼明白其实他写了什么东西根本没人注意，他不过是朝廷激烈的党争的牺牲品，是有人故意想置他于死地，所以才编出这个理由，想到这里苏轼竟然慢慢平静下来。
苏轼关押在大牢，不知外面讯息，在狱中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，苏轼承受巨大精神压力有。狱卒梁成是个好人，平时素来敬重苏轼的学问人品，对苏轼十分客气，处处给予照顾，每天还弄来热水，让苏轼暖暖脚掌。有一次，苏轼儿子苏迈要离开京筹钱，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，但一时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有约定，要用饭菜传递消息：如果皇上不杀他，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，若有坏消息而凶多吉少，就改送鱼去而不不送肉菜。碰巧的是这位朋友一时不察，在饭菜中送了一条鱼去。苏轼大惊之下以为将死，就写了两首绝命诗〈狱中寄子由〉，向弟弟苏辙诀别：
予以事系御史台狱，狱吏稍见侵，自度不能堪，死狱中，不得一别子由，故和二诗授狱卒梁成，以遗子由，二首。
（译文：我因乌台诗案一事被关押御史台牢狱中，狱吏对我颇为侵凌侮慢，料想不堪忍受，将死在牢里，不得不向弟弟你告别，我写下二首绝命诗，交由狱卒梁成转交你，共二首。）
圣主如天万物春，小臣愚暗自亡身。百年未满先偿债，十口无归更累人。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独伤神。与君世世为兄弟，又结来生未了因。
（苏轼．狱中寄子由．其一）
（译文：圣明的皇帝恩泽如天，世间万物都能感受到恩泽。如今我自取灭亡，全是因为自身的愚钝。我还没到老年就要死了，没有安排好十口家人的生活，以后还要拖累你来照顾我的家人。我死以后，不论哪里的青山都可以安葬，以后每逢夜雨，想起我们曾经的约定，让你只能独自伤心。希望我们生生世世都是兄弟，来生再次结下兄弟情谊。）
又说：柏台霜气夜凄凄，风动琅珰月向低。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惊汤火命如鸡。眼中犀角真吾子，身后牛衣愧老妻。百岁神游定何处，桐乡知葬浙江西。
狱中寄子由．其二）
（译文：夜晚的御史台牢狱霜气寒冷袭人，月下只有风吹动铁链，发出琅当声响。每每梦中见到四川家乡，总是心跳不安如同受惊的小鹿，一想到像待宰的鸡只即将受刑，不免就胆战心惊。希望儿子们才能平平，安享富贵，别像他们的父亲锋芒毕露（另译：儿子仪表出众而心中欢喜），但想到家境贫寒，更觉愧对妻子。）
诗序交代了自己入狱的原因，当然也写出这是死狱，饱受侵凌，命在旦夕，不得不向弟弟诀别，写完后心想
狱卒梁成可靠，就把这两首诗托付给他，请他在自己不测之后，转交给弟弟苏辙。
在这种生死危急关头，苏东坡第一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弟弟苏辙，苏辙不仅仅是苏东坡的弟弟，更是人生的知己。苏东坡写了两首诗给弟弟，其一表达对弟弟深深的思念，其二表达对妻儿的不舍，两首诗还有一个共同之点，就是苏东坡在向家人告别，诀别时的悲哀和人生遭遇的悲哀在诗的字里行间均有体现。两首诗中最悲凉之句莫过于「柏台霜气夜凄凄，风动琅挡月向低。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。」柏台就是乌台，也即御史台，苏东坡被囚禁于此，秋冬时节，寒冷刺骨，月色凄凄，如此环境给人一种莫名的恐惧和不安，如此心力交瘁的苏东坡，犹如受惊的小鹿四处乱撞，甚至不得不感慨自己的命运不如一只鸡。
十月十五日，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结果，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，清查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，被牵连者计有司马光、范镇、张方平、王诜、苏辙、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（编按：乌台诗案发生时，欧阳修已过世七年，苏洵已过世十三年，范仲淹已过世二十七年）。就在苏轼被关押在牢房准备接受审判的时候，关于怎样处置苏轼，神宗也很为难，拿不定主意。皇帝他欣赏苏轼的文采，不想判处他死刑，加上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当年早有誓约，士大夫如果不是犯了叛国谋逆之罪，不能判处死刑，朝廷上下因为这件事吵得沸沸扬扬。李定、舒舒亶、王珪等人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，神宗一时也举棋不定，
一方面，苏轼罪名成立，按理说应当把苏轼斩首示众。另一方面，宋太祖立下家法不杀大臣，神宗也欣赏苏轼的文学才华。但是，李定、舒亶、王珪这些苏轼的政敌，一心想置苏轼于死地的大臣，还在拼命劝谏神宗杀了苏轼，李定等人利用了神宗想维护自己权威的心理，诬告苏轼诽谤皇帝，煽动民众反对新法，意欲让神宗便拿苏轼开刀，杀一儆百。
就在苏轼陷入生死交关的危机之时，昔日的「保守派」好友，众人为求自保避免受牵连，竟然无一人出言相救。
上图：拯救苏轼一命的曹太皇太后（局部）（宋仁宗后像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
眼看着苏轼即将被斩首示众，苏轼之弟苏辙再也按捺不住，他力挽狂澜，上书神宗陈情，请求自己愿意贬官降职，想以此赎免兄长之罪，换取兄长之命。
但另一方面，还是有少数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，这些幕前幕后相救苏轼的人，在挽回苏轼一命的贡献上功不可没。
元老重臣张方平、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、与王安石是亲戚的宰相吴充，都曾先后挺身而出，搭救苏轼。宰相吴充为苏轼请命，他对神宗说：
连曹操那么猜忌的人，都能容得下辱骂自己的祢衡，陛下为什么容不得苏轼一个人？
王安礼也对宋神宗说：
自古大度之君，不以语言摘人，陛下若处死苏轼，后世将会骂陛下不能容得下人才。
救了苏轼一命的关键人物，则是曹太皇太后（编按：宋仁宗后，神宗祖母）。病重中的太皇太后对孙儿神宗皇帝求情说：
仁宗皇帝（编按：神宗祖父）在位时曾说过，苏轼、苏辙二兄弟是做宰相的材料，就留给后世儿孙们来用吧；如今你却要处死苏轼，这样对得起祖父当年的惜才爱才之意吗？
太皇太后病重，神宗希望大赦天下以为祖母祈福，太皇太后说：「唯一的希望就是能留下苏轼一命，便已足够。更以放苏轼为最后的要求。
甚至，连熙宁变法最初的改革派领袖，当时已经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给神宗说：「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」昔日针锋相对的头号政敌，也主张对苏轼网开一面。或许政治上苏轼、王安石各持不同意见，但私下对彼此的才能却能认可仰慕，不愿为了政治上的斗争，而让私下友情成为牺牲品。而往日苏轼眼中的「奸邪小人」、「新进人士」竟然也纷纷跳下来，力劝神宗饶了苏轼一命，新党改革派章惇为了营救苏轼，也不惜与欲除去苏轼而后快的宰相王珪翻脸。
不久，太皇太后逝世，御史台的小人们更加积极行动，他们准备把反对新法者一网打尽。李定奏上一本，要求太后国丧时不应加恩赦免涉案人员，舒亶更狠，他奏请将司马光、范镇、张方平、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。
上图：拯救苏轼的曹太皇太后（局部）（宋仁宗后像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
事件结果
御史李定还是坚持苏轼当杀，宰相吴充则坚持不能杀。神宗感到若处死苏轼，在舆论清议上对自己并没有好处，加上祖宗不杀大臣家法、大臣文士劝谏，连苏事政敌王安石也求情，太皇太后去世而按例应大赦天下，于是态度上转而倾向于从宽处分。又相传苏东坡能够逃过这一劫，还因为神宗读到苏轼在狱中所写下的两首绝命诗，诗中流露出来的悲哀深深的感动神宗，心有不忍，于是神宗给自己一个台阶下，对苏东坡从轻发落。
神宗最后决定：乌台诗案
苏轼逃过一劫，终免一死。苏轼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，囚于狱中达一百三十天。
乌台诗案牵连一大批官员，
受到牵连的人中，三个人的处罚较重：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，而且时常与他交往，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，被削除一切官爵。其次是王巩，被御史附带处置，发配西北，是所有被牵连的人中惩罚最重、被贬绌的最远的一个人。第三个是苏辙，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，愿意纳还一切官位来为兄长赎罪，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，但由于家族连带关系，仍遭受降职处分，
贬调到高安，任江西筠州酒监。其他平日与苏轼往来者，如曾巩、李清臣、张方平、黄庭坚、范镇、司马光等29人亦遭处分，他们大多反对过王安石及其变法。张方平和范镇罚红铜三十斤，司马光其余各罚红铜二十斤。
乌台诗案于元丰二年十二月，一场腥风血雨终告平息，前后历经约五个月时间。死罪虽免，但活罪仍难逃，隔年苏轼改授「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，充黄州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」。团练副使是闲职，无权签署公文，不准擅离该地区，苏轼实质上是被贬黄州软禁但这样的结果，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。
经历「乌台诗案」后，苏轼的心境变了，作品的风格也发生细微的变化，死里重生的他，从此看到了更多以往生命里不曾看到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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