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是中国人的生存境遇，它离我们很远，又离我们很近；它是有形的，又是无形的。它似乎高高在上，但却永远不会死板地向人间颁布命令；它似乎就在我们身边，但却又是神鬼莫测，“时事无常”、“造化弄人”地化解着我们的努力，嘲弄着我们的命运。
所以，尽人事而知天命，一直是中国人的处世方式。我们一般不会眼巴巴地等着天上掉馅饼，更不会去崇拜什么人格神，而是脚踏实地地生活在大地上。
但是，我们又不是天不怕、地不怕，而是永远对“老天爷”充满着无限的敬畏，最怕的就是“天诛地灭”。
天是中国人的生存境遇
西方人信仰宗教，其心灵寄托总在世俗生活以外。而中国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、伦理文化、宗法文化，其感兴趣的领域不在来世，也不在彼岸，而就在现世。这一点，在儒家文化中表现得极为突出。
但是，如果据此否定中国人的精神超越，否定中国人的至上追求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如果翻开任何一本中国文化典籍，我们都会发现里面肯定有两个字，那就是“天”和“道”。
可以说，“天”和“道”就是中国人思考的终极问题。而在这一讲里，我们谈的就是这个“天”和“道”。
西方宗教崇拜的对象是人格神，无论是上帝还是耶稣，他们都是人的形象。他们有脾气，有性格，有好恶，所以可以当作一个“东西”来描述。
可是，我们中国人的“天”呢？好像无法描述。它是刮风下雨的天？好像不是。它是奖善惩恶的“老天爷”？好像也不全面。它是人命运的掌控者，是如来佛的手心？好像也有失偏颇。它是《西游记》中描述的天宫，神仙居住的宫阙？好像又有失真实。
总之，我们无法对中国人眼中的“天”下一个定义，它就是一个苍穹，好像是一个境域，一个充满玄机的境域。
正如我们每个人抬头所看到的那样，蓝天白云，无边无际。它的含义是如此的丰富，以至于我们在那一声声“天啊！”的呐喊和发声语境中，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体会和体现天的蕴意：
当我们遭受天灾时，我们会心生恐惧，总以为这是天下凶兆，以罪人间丑恶；当风调雨顺时，我们会认为这是政令畅通、国泰民安的祥兆；当六月飞雪，出现灵异现象时，人间可能存在着重大冤情，需要昭雪和平反；当人们的努力无法改变趋势，抱终天之憾时，我们会“认命”，认为是“天意”使然……
总之，天离我们很远，又离我们很近；它是有形的，又是无形的。它似乎高高在上，但却永远不会死板地向人间颁布命令；它似乎就在我们身边，但却又是神鬼莫测，“时事无常”、“造化弄人”地化解着我们的努力，嘲弄着我们的命运。
正是由于“天”的这种境域化的存在，使得每个中国人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，尽管看不见，摸不着；尽管说不出来，道不出去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天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的希望，也是最大的禁忌。
即使“上帝死了”，我们中国人也不会看到世界的末日，只要苍天有眼，一切都还会散发生机；我们中国人可以什么也不怕，但不能不怕“天谴”，所谓“天诛地灭”也就成了最恶毒的誓言和诅咒。
人间的帝王，高高在上，俯视万民，够伟大了吧！可是逢年过节，还是要祭天，因为天在他头上，时刻会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他看到自己的渺小。
自从西周靠“修德”灭商以后，“天命”神学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彻底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那种在人间施恶，但又梦想“上帝”赐福、保佑的做法，更是成了尘封的记忆。
可是，中国并没有因此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人格神崇拜，中国人在地上“修德”也并不是为了“成为上帝的选民”，死后为了“升天”。他们的注意力没有在人世之外，而是在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土地上。
可以说，中国人从来就不信仰人格神，更不相信天上的神对人间有着这样那样明确的要求。
后来，墨子倒是发展出了一套“天志”、“明鬼”的思想，认为上天和鬼神都是人格神，他们不仅实际存在，而且还用“惩恶扬善”的眼睛盯着人间，谁做恶就惩罚谁，谁如果做善事就奖赏谁。
这种理论不能说不精妙，也不能说不伟大。但就因为墨子把中国人眼中这种境域化“天”演绎成了人格神的“天”，结果而被历史所淘汰。
其实，早在周朝灭商以后，就已经得出了“天命靡常”的结论。“天命”是无常的，它不会专门奖赏好人，也不会专门惩罚恶人。因为所谓的“好人”和“恶人”本来就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。
而所谓的“惟德是辅”，也并不意味着，只要在人间“修德”就肯定能够享受“天命”了。因为对于“德”的理解本来就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。
所谓“蜂出并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，即是表明，并没有一个现成的“德”摆在那里让你去“修”。
你必须小心翼翼，谨小慎微，相时而动，顺势而行，摸着石头过河，才能识破“天机”，享受“天命”。
正因为此，中国人虽然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，但仍然还是会去对宗庙社稷、山川大河行祭祀之礼。
秦始皇不就是死在了祭祀封禅的路上吗？
还是孔子说的好：
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只有你虔诚、严肃地去祭祀，神就在；如果你不严肃，总想在神那里得到一点什么，那神就不在。
这种类似“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”的运思方式使得中国人从来不会外在地去看“天”，也不会用概念化的语言去定义“天”，而是以投身于“天”之怀抱的方式来领会“天”。
“天”和“人”不是割裂的，也不是有感应，二者的相参、渗透和结合总是“时机”化的。正如《诗经》中所说的：
“敬之！敬之！天维显思，命不易哉。无曰高高在上，陟降厥士，日监在兹。”（《诗经·周颂·敬之》）
如果单纯地相信“天命”，迟早会像商纣那样灭亡。但是，如果人事不配合天，人事仅仅就是人事，没有终极的含义。而一旦融入天的运作，领悟到“天时”的微妙，就能应付自如，取其大端。
吴越争霸时期的范蠡就是这样一个能够深切体会“天时”的战略家和军事家。他说：
“天道盈而不溢，盛而不骄，劳而不矜其功。夫圣人随时以行，是谓守时。”（《国语·越语》）
“天道”随机显现，缘起性空，而不是摆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去捉的猫。正如今天我们炒股票，不是买得太早，就是卖得太晚。所以范蠡说：
“天时不作，弗为人客。”（《国语·越语》）
韦昭注曰：“谓天时厉害灾变之应。”一开始范蠡劝阻勾践伐吴，就是因为他深知天时还未作，人事还未起，急于行动就是“逆于天而不知人”。
结果，勾践不听，终遭惨败。只有吃亏惨败以后，勾践才认识到范蠡所讲的“天地人”不是迂腐的理论，而是至理名言。
于是，勾践在范蠡的指导下依据随机出现的“天时”采取了不同的举措，从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，压制住了一次又一次不符合“天时”的判断和行动。
而范蠡苦心追求、等待、酝酿的就是“人事必将与天地参，然后乃可以成功”（《国语·越语》）的境界。
一旦“天机”显现，举兵的时刻到来，就必须要做到“从时者，犹救火，追亡人也”，得手以后就要顺天势，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消灭吴国。因为
“得时无怠，时不再来；天予不取，反之成灾”。（《国语·越语》）
在中国人眼里，特别是在远古时代，天就是如此地玄妙和几微。“天时”显现的随机性，使得世间的人必须睁大眼睛，丝毫不能懈怠，做到“得时则大显，不得时则龙蛇”。
不如此，就不是一个识“时务”的人，终将被历史所淘汰。
不管你是一个人、一个王朝，还是一个学说、一种思想。
但是，这种“天机”的显现又不是上帝手中的“骰子”，想怎么投就怎么投，世间的人事本来就已经参与到了“天机”、“天时”、“天意”的显现和构成。
“天因人，圣人因天”，对“天”和“人”之间这种相互参与、相互构成、相互牵引的领悟，构成了中国文化中“天人合一”的至高境界。
不走到此处，我们估计永远也领会不了“尽人事而知天命”的深层意蕴。总之，至此，我们已经走到了中国文化的最深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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